永遠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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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8日 星期四

九十年前的老拔萃(中譯本)

原作:侯維廉(一九年校友)

譯者按:本文作者侯維廉(William James Howard),1903年生於香港歐亞混血家族。1911至1919年肄業拔萃,嘗為首屆學生長會成員(1918至1919年度),後升讀香港大學。為施玉麒校長摯友,二人於早歲嘗獲全港網球雙打冠軍。二戰時擔任香港志願軍軍官,遭日軍囚於深水埗集中營。香港重光後,任登巴洋行(L. Dunbar & Co.)及和記洋行(John D. Hutchison & Co. Ltd)總裁,1976年退休。侯氏熟諳香港掌故,熱衷母校事務。戰前曾任拔萃舊生會主席,戰後多次向《集思》及《粹聞》提供回憶文章及照片;1960年代接受司馬利(W. Smyly)老師訪問,為校史之修撰留下寶貴資料。1991-92年度起,捐設費瑟士東獎學金(Featherstone Scholarship),以資助家境清寒之學生。本文原名〈Old DBS〉,首刊於1986年3月號的《粹聞》。後又轉載於Journal of the HK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題為「Diocesan Boys’ School of Seventy Years Ago」。由於兩種刊物現皆難覓,謹將此文譯作中文,合二舊題而酌改之,投稿《集思》以廣流傳,俾前人往事不至湮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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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半世紀以來,聖公會拔萃男書院學生的身影已甚少在聖約翰大禮拜堂出現。在這漫長的寧靜中,拔萃學生只有一次打破過這片沉寂。那就是1979年12月11日,在大禮拜堂為已故施玉麒牧師(Rev. George Samuel Zimmern, M.A. Oxon.)舉辦了追思會。他是拔萃舊生,也是大禮拜堂牧師、法官、大律師和社會工作者。1979年11月,玉麒病故於英格蘭布里斯托爾,享年七十五歲。在追思會中,拔萃絃樂隊奏起了〈耶穌是吾民仰望的喜樂〉(Jesu, Joy of Man’s Desiring),那是玉麒最喜愛的聖樂之一。全校師生都從九龍前來參加,大禮拜堂內外水洩不通。

除了這次以外,大禮拜堂的沉寂一直沒有被學生們打破。但我清晰記得在我的時代(我於1919年就讀畢業班),聖約翰大禮拜堂每個禮拜天都響起一群群學生的快樂聲音。那還是學校從香港島遷往九龍以前。

學校彼時奉行著清教徒主義,紀律非常嚴厲。我們寄宿生必須參加許多的教會活動。每週日早上六點五十分,高年級學生就要先去聖約翰參加擘餅聚。學校當時坐落在般咸道與東邊街交界處,從學校步行到大禮拜堂需時甚久。因此,晨鐘在六點敲響之前就務必起床。早會通常是由當時的校長費瑟士東牧師(Rev. W. T. Featherstone, M.A.Oxon.)主持。他有一把悅耳的嗓門,非常適合唱感恩經。

從擘餅聚返校的途中,所有學生,包括最小的在內,都會結隊去西營盤的聖彼得教堂參加十一點的早會。當時聖彼得座落在現在西區警署的位置。海員之家也在那裡。往日有很多船隻停靠在西營盤,海員會去那裡參加儀式。我現在只要閉上雙眼,就可以看到祭壇後牆上塗著亮麗的文字:「神愛世人,甚至賜下他的獨子。」兩列歌詠團員都是由學校提供的。賽克思(Henry Sykes) 副校長常常充當風琴師的角色。

禮拜天下午兩點到四點間,學生要默記是日短禱和一段福音書,然後向值日的老師背誦。短禱雖短,卻難於掌握,因此福音書更容易學。

少事休息後,所有學生,除了最小的以外,必須來到聖約翰參加六點半的晚禱。晚禱完畢,走完一段長路回到學校,還要在禮堂參加由值日老師主持的最後晚課,然後才獲准在八點鐘回到宿舍。晚餐非常簡單。

施勳爵士(Sir Claude Severn)是當時的輔政司,一度還擔任過署理港督。他對拔萃男書院的事務非常熱心。擔任署理港督時,他會用有皇冠標誌的坐駕帶歌詠團員去大禮拜堂。他有一副雄渾的男低音,唱起〈聖誕歡樂鈴〉(Good King Wenceslas)和〈天使初報聖誕佳音〉(The First Nowell)時,完美無瑕。有一位老師說,他差點就跟我們的女舍監歌堅女士(Miss Goggin)結成了婚。不幸的是歌堅女士在1920年1月去世了。那時她有個兄弟在天祥洋行(Dodwell & Co. Ltd.)任職船務經理。

在我的時代,聖約翰的風琴師是富勒(Denman Fuller)。那時候,大禮拜堂有部巨大的管風琴。在我心目中,它比現在的電子琴高級多了。我只能說,跟新式電子琴小溪般的聲音相比,古老管風琴的樂音就如尼雅加拉瀑布。我相信,是香港潮濕的天氣環境迫使人們把琴換成了沒那麼傲岸的電子款式。

富勒很受學生歡迎,尤其在聚會散場後。當學生聯袂步出的時候,他會來些即興音樂。我們那時一位富於詩意的學生長,將富勒的行徑比喻成飛升到天穹之頂以前蟄伏在海洋最深處的巨龍。他的最強音可以淹沒學生們的一切喧嘩。當他戛然而止,學生們又能聽到自己柔弱的聲音,然後從教堂邁上返校的長路。

有位歐洲紳士,每週日都會參加聖約翰的晚禱,從不間斷。他很喜歡坐在學生旁邊。這位紳士熟練地記得所有的聖詩、〈詩篇〉和禱文。他從不翻閱《公禱書》跟《古今聖詩》。一旦歌詠開始,他就會加入合唱,無須任何書的輔助。那時候,詩篇是按照每月的日期來唱的。曾經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有個禮拜日是15號,要唱的是〈詩篇七十八篇〉。此篇共有七十三章,必須全唱。這位飽學的紳士一章接一章地唱誦著,而遺憾的是他總比歌詠團快了一章。一個叫查靈頓(Edward Charrington)的頑皮學生嘗試讓紳士注意自己的錯誤,卻徒勞無功。當他唱完最後一章坐下後,震驚地發現歌詠團還在如雷般高唱著:「於是他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這是最後一章。他大概以為歌詠團把最後一章重複了一次。無論如何,他的博聞強記獲得了所有學生的敬仰。

拔萃男書院至少培養了四位神職人員。除了前面談到的施玉麒牧師外,還有筲箕灣聖馬可學校的莫禮士牧師(Rev. Basil Moraes)。他1982年在英格蘭病逝。佘牧師(Rev. Guy Shea) 也曾供職於聖約翰,如今則在英格蘭為自己的教會服務。在香港的還有奇勒里牧師(Rev. Denman Crary),現在主持旺角基督顯現堂。奇勒里在二戰時期加入了香港義勇防衛軍(HKVDC),曾以戰俘身分被囚於深水埗,後來又遷往名古屋與富山集中營。如果我的記憶不差,學校還培養了另一位神職人員,那就是杜德牧師(Rev. Dick Dodd);但我只是依稀記得,希望有先進能確認、糾正。此外我們還有一位「準」神職人員――已故以「神父」著稱的簡能亨(Edward S. Cunningham)。他經常在基督堂幫忙,卻從未接受任命。他一輩子都在政府的輔政司署工作,前港督葛量洪爵士(Sir Alexander Grantham)在回憶錄中兩度提到他。

我在前文談及,拔萃男書院是個清教徒學校。我就讀的八年中,就受過兩次笞罰。在第一次,我還未滿十歲。我們必須八點鐘就寢。1913年7月一個酷熱的晚上,大概八點一刻左右,我溜到教師澡堂,想從水龍頭上喝一口水。執勤老師正好從澡堂出來,我便被抓住了,手掌上留下了好幾道笞痕。

第二次笞罰是在我剛得到牛津初級考試的二級榮譽不久。那是在第三班,相當於今天的中三。我們被允許在週三下午外出,但五點一刻之前一定要回來。我晚了十五分鐘。一位名叫喇華先生(Mr. Larard)的老師逮住了我,著實給了我幾下。這位喇華先生還曾把另外一位學生打過二十下,只因他在晚自習時過於喧嘩。我想這種體罰在今時今日是不會再得到贊同的了。俾士校長(George Piercy)──費瑟士東牧師的前任,總有一條笞杖放在寫字檯上,隨時準備施罰。

週三跟週六下午是學生們最高興的時候。他們可以沿山而上,路經克頓道、夏力道和盧吉道來到山頂,採集野花跟灌木枝為聖彼得教堂作聖誕裝飾。

1912至1927年,聖約翰的牧師職位由及利梅路牧師(Rev. Vyvian H. Copley-Moyle)擔任。他既是歷史學家也是神學家,會抽空為我們畢業班講授聖經。他把基督教育跟羅馬歷史的片段融會貫通,講得深入淺出。當他談到大約在公元70年(亦即耶穌去世後三十七年),提圖斯皇帝(Titus)帶領羅馬軍團圍困耶路撒冷時,學生們都聽得驚恐不已。我們的班主任賽克思平時以鐵腕領導全班,然而及利梅路牧師一旦出現在學校,他就會變得很平易近人,嚴峻的外表會變得笑容燦爛。在大禮拜堂,只有在準備好充足的筆記後,及利梅路牧師才會講道。

有天晚上就寢前,費瑟士東牧師發現我正在學生長室裡敲按著一部又老又舊的打字機。從此以後,他常在禮拜日下午給我一些打字工作,於是我兩點到四點的短禱文與福音書學習就得到了豁免。那部1919年的老爺打字機十分耐用,直到現在1985年,也就是六十六年之後,八十二歲的我還在用這部打字機趕這篇報告。

費瑟士東是個有遠見的人。是他負責把學校從侷促的般咸道遷到現在九龍的寬廣校址,為了搬遷他設立了一個「磚頭基金」。我相信正是由於這件事,校董會認為他導致學校的財政支出大大超越了限度。因此他失去了工作,這是非常不幸的。

當我們在1919年通過大學入學試時,同班一位叫顏俊安的同學到美國去了。他拿著香港大學的錄取證明,去申請入讀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那些飽學的教授們滿腹狐疑地望著那證明,說從未聽過有一所香港大學。最後其中有一位說:「我們不能單靠這證明來錄取你。但見你遠道而來,我們為你準備五科考試。如果你及格了,我們就錄取你。」顏俊安告訴我們,他五科都拿了一百分,這令他那些美國考試委員非常驚訝。我曾在不同的場合聽男拔萃的施玉麒牧師和剛從女拔萃退休的西門士夫人講過,我們香港學生在海外競爭時,總能夠表現傑出。這段古老的軼事再次印證了他們的話,也反映出聖公會學校以及香港其他學校優勝之處何在。我的文字最好結束在這一論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