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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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1日 星期五

第二屆元明清研討會論文集序

自博返約、至精無形
序「第二屆元明清文化與文學研討會︰文論專題」

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第一屆元明清文化與文學研討會在掌聲中閉幕。這次會議共宣讀論文三十四篇,內容涉及文學、史學、文獻學、思想、宗教、音樂、美術諸學科,與會學者分別來自臺灣、香港、大陸、日本、韓國、新加坡、挪威、俄羅斯等多個地區。會議結束時,一位資深國立大學教授誠懇地對我說,佛光大學文學系和元明清研究中心能順利邀請多位大陸學者,實在非常難得︰就現行的兩岸政策而言,大陸學者來臺參加學術活動,事先程序的曲折繁瑣是眾所周知的。這位教授的話令我動容,我不僅深深感謝每一位與會的學者,也對共事近半年的會議籌委們―無論是同寅、研究生還是大學部同學們―滋生起更強烈的感恩之心。我當時心中只叨念著一句話︰「下一屆研討會將更臻完善!」

首屆會議結束的翌日,我就奉龔鵬程校長之命,一早乘機飛往杭州,參加他籌辦的「龔自珍與二十世紀詩詞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龔校長將親筆題簽的「元明清研究中心」條幅送給我(見論文集封底),表達他對會議和元明清中心的鼎力支持。實際上,首屆會議籌備之際,龔校長一直是與會學者邀請名單上的不二人選。只緣他別有事務,未能參加我們的會議,令人感到非常遺憾。未能出席的學者除了龔校長外,還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所長嚴佐之教授。嚴教授是一位風度翩翩的飽學之士,與前所長潘美月教授為同道,也是我景仰的仁厚長者。當他的入臺證辦妥、機票訂好之際,卻臨時因家事未能赴臺,論文也只好請潘教授代讀,這是首屆會議的又一大遺憾。在杭州,我結識了嚴教授的好友、文獻學專家劉永翔教授,以及曹旭教授、胡曉明教授,對這幾位前輩的學養風度深感欽佩。當時我產生一個念頭︰下屆會議可否以文獻學為主軸,邀請這幾位著名學者蒞臨?而到了去年九月,由於經費因素和運作方略的調整,元明清研究中心決定下屆會議以不同的形式舉行︰在規模方面以小型為尚,在論題方面以聚焦為主,在區域方面以臺灣學者為先。

九十八年歲杪,第二屆元明清文化與文學研討會的籌備委員會初步成立,由忝列元明清研究中心主任的我,以及簡文志教授、黃莘瑜教授兩位副主任負責,以碩一的莊數環同學擔任助理。基於本系師生學術興趣的考量,我們將「文論專題」定為此次會議的主軸,舉凡與元明清三代相關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及文學史課題,都包納在內。確定了會議主軸,三位老師繼而決定,這次會議宣讀的論文限於八篇之數,其中六篇為校內外老師的論著,其餘兩篇開放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投稿。三月下旬,與會學者名單確認,校外學者有臺南大學林登順教授、東吳大學陳慷玲教授、東海大學黃繼立先生,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則有劉慎元及蕭家怡兩位同學。此外,引言人還包括本系林明昌教授、簡逸光教授等。至於諸篇論文的內容,就時代而言,元末明初、明中葉、晚明、盛清、清中葉、晚清悉有著眼;就文體而言,散文、騷體、古近體詩、長短句、小說、戲曲等率為涉及;就圖書分類而言,傳統集部的楚辭、詩文集、詩文評、詞曲諸類以及現代的文學史類皆所探析。或論一家之得失,或考一人之行跡,或探易代之好尚,或綜各書之旨趣,不一而足。諸文自有獨到之處,而相互又有可印照、對話的空間。相對於去年的大規模,本屆會議小巧精緻,主題聚焦的同時又不失多元性,這正是我們追尋的目標。

元明清研究中心的成立,以及兩屆會議的舉行,本系榮休老師楊松年教授功不可沒。去年,我在首屆會議論文集的〈籌辦緣起〉一文中寫道︰

楊松年教授指出,創立「元明清研究中心」,不僅能凝聚本系師生的研究力量,開拓本系新的發展方向,更可為研究、教學和切磋學習提供一個良好的平臺,成為維繫、促進本系師生情誼的紐帶。到了九十六學年下學期,元明清研究中心終於在楊松年教授的策劃、文學院李紀祥院長的支持下成立了。遺憾的是,中心運作伊始,楊松年教授便於去年暑假榮休離校,未能繼續領導中心開展研究活動。在系所同仁的協議下,中心乃暫由陳煒舜教授攝居主任之位,簡文志教授副理,以俟賢達於來日。

由於個人規劃,本屆會議結束後,我將辭去中心主任一職,由簡文志教授繼任。而黃莘瑜教授的參與,更壯大了我們的研究團隊。本中心日後的發展前景,是非常可觀的。

最後,容我向參與本屆會議的所有人致以由衷的謝意︰

感謝登順教授、慷玲教授、繼立先生及全臺各地來到礁溪的學者,令本屆會議生色。

感謝謝大寧系主任慨然支持本屆會議――無論精神上還是資源上。

感謝維樑老師,以生花的辭采主持會議開幕儀式。

感謝兩位副主任――文志教授及莘瑜教授,為尸居會議執行長的我分擔了不少勞形之事。

感謝逸光教授、家怡女士,義無反顧地負責會後觀察報告的工作。

感謝助教素娟女士、助理數環同學,不厭其煩、鉅細靡遺地投入會務。

感謝每一位熱情的會議參加者、耐心的論文閱讀者。你們對文學的愛好,是我們再接再厲舉辦第三屆元明清文化與文學研討會的最大動力。

九十九年孟夏子夜

2010年4月25日 星期日

攤破浣溪沙

昨夜淺眠,忽夢兩鬢如雪,醒時方值破曉,遂賦此。

緗縹字行金錯刀。
慣他松墨對蘭膏。
攬鏡一宵渾夢裡、
訝霜髦。

早岸水楊啼杜宇、
暮春心事付離騷。
海霧幾人乘月去、
映洪濤。

2010年3月19日 星期五

我有心撈大錢絕對不罷休!

看了林下MM貼的尹章旭段子,我也來續作幾句︰

學生︰我有心蹺課我又不敢溜。
老師︰我有心改作業我又害怕收。
丈夫︰我有心出軌我又無處偷。
妻子︰我有心離婚我生活又堪憂。
明星︰我有心自拍哪知四處PO?
娛記︰我有心煲水哪管陳李周?
臺灣政客︰我有心說大話還怕不好兜?
大陸貪官︰我有心撈大錢絕對不罷休!

左思來右想去(散板)這世道又有何戀,(罷)(掃頭)還是投江吧!(作投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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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Hu: 我要严重推荐这个,湖北的梨园名家尹章旭博客里的。道出了我们好多人的心声~~:
很久以前我听一位老先生哼过这样一段词,今天整理出来,大家娱乐。 用‘西皮流水’的板式来唱,很好玩,上下句,很简单。

我有心唱花旦我上台不会扭,
我有心唱花脸我不会把脸勾。
我有心唱青衣我不会耍水袖,
我有心唱老生我嗓子又不够。
我有心唱小丑我有哏不会逗,
我有心唱武生我不会拉云手。
我有心唱小生我容貌长得丑,
我有心唱武行我不会翻筋斗。
我有心跑龙套我上台不会走,
我有心管衣箱我不会叠行头。

左思来右想去(散板)我有何用,(罢)(扫头)(投江)

2010年2月25日 星期四

擬古意口占四首

◎自君之出矣,楊柳又成碧。思君如飛絮,撲面過無跡。

◎自君之出矣,荷蓋翠亭亭。思君如蓮子,心苦自零丁。

◎自君之出矣,冰魄正清光。思君如桂葉,只教月露香。

◎自君之出矣,飛雪暗九疑。思君如淚竹,來春更發枝。

2010年2月14日 星期日

庚寅元日

攝提又自向庚寅。
煙水千城總是春。
餔啜勸君聊共醉、
長風昨夜送芳醇。

2009年11月4日 星期三

拔萃校友報師恩 給好校長一個家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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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02日

記者:冼麗婷、倪清江

【本報訊】男拔萃旺角現址小學部,以前是兩層高的校長大宅,六十至八十年代初住了一個名叫郭慎墀( JamesLowcock)的土生英國人校長,他關懷學生猶如兒子,為他們付生活費買樂器及運動鞋,從不計較。 1983年Lowcock患上肝病被迫退休,但積蓄所餘無幾,而事業有成的拔萃舊生,就合資買下清水灣一所望海別墅給好校長養老,兩個契仔及下一代更與他共住1,400呎溫馨家園。每年 12月老人家生日,總有 50至 60個拔萃仔向老爸賀壽兼付「家用」,春風化雨的美麗故事,天天繼續。


拔萃校友最近協助大搞 140周年校慶活動,讓外界知道了這一個學生回饋良師的動人故事。

「我當時是無積蓄,也不知是不是都花給了學生,一個人做(好)事,永遠不要問、不要記住,要記住,就不要做。」昨日黃昏, Lowcock扶着柺杖在清水灣別墅外散步,不太想跟記者談拔萃男書院 140周年校慶話題,不想搶風頭,「你不要寫得我太好。」

沒有一個舊生不說第七任校長 Lowcock好,他是最老的男拔退休校長,今年 79歲。擁有美國哈佛大學法律學位、八十年代因間諜罪被中國政府囚於秦城監獄最後獲平反的舊生黃賢,被視為最有骨氣的拔萃仔,他說:「買屋給校長不是由功利去看,舊生為何待他這樣好?答案不言而喻。」

與校長老爸同住近 30年的舊生兼男拔體育統籌主任葉漢強說, Lowcock唇上長有鬍子,被學生起花名「蝦餃」。六呎二吋高的帥校長,也曾有女朋友,但最終沒有結婚。 Lowcock曾對人說:「我有這麼多兒子,為何還去結婚討麻煩。」

別墅 85萬買入 現值千萬

1980年念中四之時,葉漢強是校長屋其中一名住客。他家住九龍的徙置區,成績不算好,郤在田徑項目贏得自信心,曾獲全港最佳運動員。回想住校長屋歲月:「上層有四間房,兩個人一間房,三間是學生住,一間是校長與他的外甥共住的。有時賽跑前好緊張,校長會安慰我,但要我自己諗方法解決。」

六十年代中期男拔畢業生、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李心平說:「施玉麒校長(第六任)教曉我做人要正直、有品格, Lowcock的慷慨,讓我學懂怎樣扶助別人。」李心平 16歲之時因父親死於肺癌,立志從醫,當日在校長室內傾談兩小時, Lowcock批准他中六從文科轉讀理科,成就了一個關懷病人的醫生。

年前在龔如心與家翁爭產案代表「小甜甜」的資深大律師翟紹唐, 1977至 84年就讀男拔,當年家住長洲,是拔萃寄宿生,因為趕在截止一天報考 GCE,跑到校長室問 Lowcock急要一張支票:「他甚麼也不問,只問支票要寫幾多錢。」他學大提琴,琴是校長出錢買的,「同學長跑比賽,沒有釘鞋,校長送他真皮釘鞋,想他用心練習。」

有求必應, Lowcock自由、慷慨助人的風格,造就拔萃仔一個強烈信念:「只要敢做、想做,一定有方法做得到,拔萃裏,一定有人會幫助你完成。」父親(按︰當為曾祖父)是拔萃男校創辦人之一, Lowcock在香港出生,畢業於香港大學,懂得說流利廣東話,喜歡吃鹹魚。

Lowcock 也愛飲威士忌,出現肝硬化, 83年 53歲之齡被迫退休,學生震動聯署挽留,最終沒有成功。「個個校長退休都有打算,他只管對人好,不想自己,不懂為自己打算。」事業有成的拔萃契仔立刻回饋,「著名心臟科醫生鮑永耀等幾個契仔舊生,連同舊生會,合資在清水灣買了一間三層高別墅給他養老,當時價值 85萬元。」 Lowcock的外甥及葉漢強一直住在清水灣照顧他,下一代都叫他爺爺,七人共住 1,400呎,不覺擠逼,「我們都當大家是屋企人。」現時估計別墅市值已逾千萬元。

葉維義:他真心為學生好

行政會議成員葉維義也是七十年代畢業的舊生,他對 Lowcock有這樣的評價:「現在的人做事辦學校講出名,他是真心為了學生好。」

曾是最富有與貧窮學生滙聚之地, 2003年男拔萃轉為直資學校,舊生曾為此激辯九個月。有份編寫校史的舊生馮以浤恐怕男拔萃變成有錢人學校,「估計七成學生家庭收入在 10萬元以上,只有一成多學生申請全免或半免學費。」但校方說仍設有不同獎學金,學生只要成績好或是有音樂及體育才華,一旦取錄,將有途徑幫助他們支付學費。

主張體罰, 用藤條打走學生過錯

郭慎墀任拔萃男書院校長 22年,之前亦在該校任教。其教育理念很簡單,「教育是在班房以外的,要給學生自尊心,讓他們有自信。老師有責任發掘學生的天賦才能。」

班房牆上留揮藤痕迹

他贊成體罰,「我認為藤條好有用,你做錯事,我打你一下,就算了, You paid for it(你已付出代價),忘記它,重新做人。教育家解釋偷嘢如何錯,於是,你只會一世都記得自己偷過嘢,那是不需要的。」香港已不准體罰,男拔舊生卻津津樂道,以被打藤條為傲。現任校長張灼祥慨嘆當年從來沒有被 Lowcock打藤,「我也主張打,小孩子有時要當頭棒喝,才會懂得反省。」

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 77至 82年期間在男拔就讀,中二時被 Lowcock「藤條炆豬肉」,「現在仍歷歷在目,是唯一一次。」當時有學生寫了一封帶侮辱性的匿名信給校長,投訴風紀, Lowcock查問是誰寫的,沒有人肯認,於是全部被罰打藤條。班房牆上有一段時間留下校長揮藤的痕迹。為何校長如此盛怒,陳維安引述他當年的解釋說:「如果同學有意見,應該夠膽署名批評,署名就唔會罰,因為夠膽批評就應該夠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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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拔萃前身為孤兒院

本月是拔萃男書院創校 140周年校慶月,高潮是 20日在會展舉行的晚宴,筵開 201圍,不少校友專程由外國返港參加。當晚將拍賣一枚稱作「拔萃之星」的寶石,底價 10萬元。

拍賣校長簽名校史

校方又編印了紀錄學校歷史的新書《役己道人:拔萃男書院歷史》,發行 6,000本,已被校友訂購 1,500本。有第一本編印號碼,兼有郭慎墀、施玉麒(按︰當為黎澤倫)及張灼祥三任校長簽名珍藏版校史,將以底價 5萬元拍賣。

編寫校史的馮以浤說,男拔的始源,與香港十九世紀殖民歷史有關, 1850年 Bishop Smith來港任首位聖公會主教,太太 Lydia於 1860年把位於般含道的女孤兒院改為校舍,希望訓練一群懂英語的淑女,嫁給聖保羅書院畢業生。事與願違,女生們最終卻成了一班來港工作的英國人的情婦,英人調走後,留下一群非婚生歐亞孤兒,也是 1869年男拔前身的孤兒院裏的 23個主要學生。

馮以浤說,歐亞混血學生裏也出了名人,其中一位名 Frederick Southey,拿取了獎學金到英國修讀工程,回港後參與興建獅子山火車隧道(現已停用),即 1906年興建的煙墩山隧道。
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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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拔計劃收女生 陳維安贊成︰「男女同校幾好 同現實一樣好啲」

【本報訊】作為男校的拔萃男書院,正計劃脫離「和尚寺」行列,高中取錄女生入讀,但學生反對破禁。校友之一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力撐校方打破傳統,原來他在該校讀書時,曾受到一班拔萃女書院的「姐姐」眷顧,深深體會到男女一起學習更有好處,「同現實一樣好啲。」

陳維安 1971年入讀拔萃小學, 77年直升拔萃男書院, 82年修畢中六,後到美國名校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修讀機電工程。男拔留給他的深刻回憶,有被校長揮藤打屁股、長途泳賽游包尾、最佳考過全班第二名,以及和同學打架。

男拔學生高傲,陳維安接受訪問時不否認,「比賽入邊人哋攞獎,會噓。」不過他自言是異類,他不「寸」,所以中四時被一班女拔中六姐姐看中,邀請他擔任聯校音樂劇的男主角,戰戰兢兢地秘密與她們排戲三個月,「喺男校呢啲事要低調進行,唔可以俾人知。」

學生多反對「要維護傳統」

陳維安說,當時除了家人,甚少接觸其他女性,那次與女拔姐姐相處經驗,「覺得男女同校幾好,同現實一樣好啲。」他聲言中學時沒有拍拖。男拔計劃明年中五開辦兩年制 IB(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國際教育文憑)課程時取錄女生,他在訪問中表態支持這項創舉。

校長張灼祥稱,初步諮詢結果顯示,校友支持收女生,家長意見參半,但學生多數反對,「話要維護傳統。(這計劃)可能會難產,好似變成『 23條』,不過喺我任內都唔使一定解決。」

陳維安指出,以前男拔文科學生會到女拔上課,對於現時學生反對,他表示理解,「女生入嚟會係威脅,一齊相處,同偶然相處係唔同嘅。」

此外,男拔校友的兒子報讀該校向來有優先權,但陳維安不「吼」母校,將兩子送到國際學校就讀。他不諱言是因為覺得男拔不易讀,「 99年有同學嘅仔入咗,功課較多,咁辛苦,我希望個仔有多啲活動空間,所以冇報讀。」

2009年10月8日 星期四

九十年前的老拔萃(中譯本)

原作:侯維廉(一九年校友)

譯者按:本文作者侯維廉(William James Howard),1903年生於香港歐亞混血家族。1911至1919年肄業拔萃,嘗為首屆學生長會成員(1918至1919年度),後升讀香港大學。為施玉麒校長摯友,二人於早歲嘗獲全港網球雙打冠軍。二戰時擔任香港志願軍軍官,遭日軍囚於深水埗集中營。香港重光後,任登巴洋行(L. Dunbar & Co.)及和記洋行(John D. Hutchison & Co. Ltd)總裁,1976年退休。侯氏熟諳香港掌故,熱衷母校事務。戰前曾任拔萃舊生會主席,戰後多次向《集思》及《粹聞》提供回憶文章及照片;1960年代接受司馬利(W. Smyly)老師訪問,為校史之修撰留下寶貴資料。1991-92年度起,捐設費瑟士東獎學金(Featherstone Scholarship),以資助家境清寒之學生。本文原名〈Old DBS〉,首刊於1986年3月號的《粹聞》。後又轉載於Journal of the HK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題為「Diocesan Boys’ School of Seventy Years Ago」。由於兩種刊物現皆難覓,謹將此文譯作中文,合二舊題而酌改之,投稿《集思》以廣流傳,俾前人往事不至湮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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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半世紀以來,聖公會拔萃男書院學生的身影已甚少在聖約翰大禮拜堂出現。在這漫長的寧靜中,拔萃學生只有一次打破過這片沉寂。那就是1979年12月11日,在大禮拜堂為已故施玉麒牧師(Rev. George Samuel Zimmern, M.A. Oxon.)舉辦了追思會。他是拔萃舊生,也是大禮拜堂牧師、法官、大律師和社會工作者。1979年11月,玉麒病故於英格蘭布里斯托爾,享年七十五歲。在追思會中,拔萃絃樂隊奏起了〈耶穌是吾民仰望的喜樂〉(Jesu, Joy of Man’s Desiring),那是玉麒最喜愛的聖樂之一。全校師生都從九龍前來參加,大禮拜堂內外水洩不通。

除了這次以外,大禮拜堂的沉寂一直沒有被學生們打破。但我清晰記得在我的時代(我於1919年就讀畢業班),聖約翰大禮拜堂每個禮拜天都響起一群群學生的快樂聲音。那還是學校從香港島遷往九龍以前。

學校彼時奉行著清教徒主義,紀律非常嚴厲。我們寄宿生必須參加許多的教會活動。每週日早上六點五十分,高年級學生就要先去聖約翰參加擘餅聚。學校當時坐落在般咸道與東邊街交界處,從學校步行到大禮拜堂需時甚久。因此,晨鐘在六點敲響之前就務必起床。早會通常是由當時的校長費瑟士東牧師(Rev. W. T. Featherstone, M.A.Oxon.)主持。他有一把悅耳的嗓門,非常適合唱感恩經。

從擘餅聚返校的途中,所有學生,包括最小的在內,都會結隊去西營盤的聖彼得教堂參加十一點的早會。當時聖彼得座落在現在西區警署的位置。海員之家也在那裡。往日有很多船隻停靠在西營盤,海員會去那裡參加儀式。我現在只要閉上雙眼,就可以看到祭壇後牆上塗著亮麗的文字:「神愛世人,甚至賜下他的獨子。」兩列歌詠團員都是由學校提供的。賽克思(Henry Sykes) 副校長常常充當風琴師的角色。

禮拜天下午兩點到四點間,學生要默記是日短禱和一段福音書,然後向值日的老師背誦。短禱雖短,卻難於掌握,因此福音書更容易學。

少事休息後,所有學生,除了最小的以外,必須來到聖約翰參加六點半的晚禱。晚禱完畢,走完一段長路回到學校,還要在禮堂參加由值日老師主持的最後晚課,然後才獲准在八點鐘回到宿舍。晚餐非常簡單。

施勳爵士(Sir Claude Severn)是當時的輔政司,一度還擔任過署理港督。他對拔萃男書院的事務非常熱心。擔任署理港督時,他會用有皇冠標誌的坐駕帶歌詠團員去大禮拜堂。他有一副雄渾的男低音,唱起〈聖誕歡樂鈴〉(Good King Wenceslas)和〈天使初報聖誕佳音〉(The First Nowell)時,完美無瑕。有一位老師說,他差點就跟我們的女舍監歌堅女士(Miss Goggin)結成了婚。不幸的是歌堅女士在1920年1月去世了。那時她有個兄弟在天祥洋行(Dodwell & Co. Ltd.)任職船務經理。

在我的時代,聖約翰的風琴師是富勒(Denman Fuller)。那時候,大禮拜堂有部巨大的管風琴。在我心目中,它比現在的電子琴高級多了。我只能說,跟新式電子琴小溪般的聲音相比,古老管風琴的樂音就如尼雅加拉瀑布。我相信,是香港潮濕的天氣環境迫使人們把琴換成了沒那麼傲岸的電子款式。

富勒很受學生歡迎,尤其在聚會散場後。當學生聯袂步出的時候,他會來些即興音樂。我們那時一位富於詩意的學生長,將富勒的行徑比喻成飛升到天穹之頂以前蟄伏在海洋最深處的巨龍。他的最強音可以淹沒學生們的一切喧嘩。當他戛然而止,學生們又能聽到自己柔弱的聲音,然後從教堂邁上返校的長路。

有位歐洲紳士,每週日都會參加聖約翰的晚禱,從不間斷。他很喜歡坐在學生旁邊。這位紳士熟練地記得所有的聖詩、〈詩篇〉和禱文。他從不翻閱《公禱書》跟《古今聖詩》。一旦歌詠開始,他就會加入合唱,無須任何書的輔助。那時候,詩篇是按照每月的日期來唱的。曾經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有個禮拜日是15號,要唱的是〈詩篇七十八篇〉。此篇共有七十三章,必須全唱。這位飽學的紳士一章接一章地唱誦著,而遺憾的是他總比歌詠團快了一章。一個叫查靈頓(Edward Charrington)的頑皮學生嘗試讓紳士注意自己的錯誤,卻徒勞無功。當他唱完最後一章坐下後,震驚地發現歌詠團還在如雷般高唱著:「於是他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這是最後一章。他大概以為歌詠團把最後一章重複了一次。無論如何,他的博聞強記獲得了所有學生的敬仰。

拔萃男書院至少培養了四位神職人員。除了前面談到的施玉麒牧師外,還有筲箕灣聖馬可學校的莫禮士牧師(Rev. Basil Moraes)。他1982年在英格蘭病逝。佘牧師(Rev. Guy Shea) 也曾供職於聖約翰,如今則在英格蘭為自己的教會服務。在香港的還有奇勒里牧師(Rev. Denman Crary),現在主持旺角基督顯現堂。奇勒里在二戰時期加入了香港義勇防衛軍(HKVDC),曾以戰俘身分被囚於深水埗,後來又遷往名古屋與富山集中營。如果我的記憶不差,學校還培養了另一位神職人員,那就是杜德牧師(Rev. Dick Dodd);但我只是依稀記得,希望有先進能確認、糾正。此外我們還有一位「準」神職人員――已故以「神父」著稱的簡能亨(Edward S. Cunningham)。他經常在基督堂幫忙,卻從未接受任命。他一輩子都在政府的輔政司署工作,前港督葛量洪爵士(Sir Alexander Grantham)在回憶錄中兩度提到他。

我在前文談及,拔萃男書院是個清教徒學校。我就讀的八年中,就受過兩次笞罰。在第一次,我還未滿十歲。我們必須八點鐘就寢。1913年7月一個酷熱的晚上,大概八點一刻左右,我溜到教師澡堂,想從水龍頭上喝一口水。執勤老師正好從澡堂出來,我便被抓住了,手掌上留下了好幾道笞痕。

第二次笞罰是在我剛得到牛津初級考試的二級榮譽不久。那是在第三班,相當於今天的中三。我們被允許在週三下午外出,但五點一刻之前一定要回來。我晚了十五分鐘。一位名叫喇華先生(Mr. Larard)的老師逮住了我,著實給了我幾下。這位喇華先生還曾把另外一位學生打過二十下,只因他在晚自習時過於喧嘩。我想這種體罰在今時今日是不會再得到贊同的了。俾士校長(George Piercy)──費瑟士東牧師的前任,總有一條笞杖放在寫字檯上,隨時準備施罰。

週三跟週六下午是學生們最高興的時候。他們可以沿山而上,路經克頓道、夏力道和盧吉道來到山頂,採集野花跟灌木枝為聖彼得教堂作聖誕裝飾。

1912至1927年,聖約翰的牧師職位由及利梅路牧師(Rev. Vyvian H. Copley-Moyle)擔任。他既是歷史學家也是神學家,會抽空為我們畢業班講授聖經。他把基督教育跟羅馬歷史的片段融會貫通,講得深入淺出。當他談到大約在公元70年(亦即耶穌去世後三十七年),提圖斯皇帝(Titus)帶領羅馬軍團圍困耶路撒冷時,學生們都聽得驚恐不已。我們的班主任賽克思平時以鐵腕領導全班,然而及利梅路牧師一旦出現在學校,他就會變得很平易近人,嚴峻的外表會變得笑容燦爛。在大禮拜堂,只有在準備好充足的筆記後,及利梅路牧師才會講道。

有天晚上就寢前,費瑟士東牧師發現我正在學生長室裡敲按著一部又老又舊的打字機。從此以後,他常在禮拜日下午給我一些打字工作,於是我兩點到四點的短禱文與福音書學習就得到了豁免。那部1919年的老爺打字機十分耐用,直到現在1985年,也就是六十六年之後,八十二歲的我還在用這部打字機趕這篇報告。

費瑟士東是個有遠見的人。是他負責把學校從侷促的般咸道遷到現在九龍的寬廣校址,為了搬遷他設立了一個「磚頭基金」。我相信正是由於這件事,校董會認為他導致學校的財政支出大大超越了限度。因此他失去了工作,這是非常不幸的。

當我們在1919年通過大學入學試時,同班一位叫顏俊安的同學到美國去了。他拿著香港大學的錄取證明,去申請入讀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那些飽學的教授們滿腹狐疑地望著那證明,說從未聽過有一所香港大學。最後其中有一位說:「我們不能單靠這證明來錄取你。但見你遠道而來,我們為你準備五科考試。如果你及格了,我們就錄取你。」顏俊安告訴我們,他五科都拿了一百分,這令他那些美國考試委員非常驚訝。我曾在不同的場合聽男拔萃的施玉麒牧師和剛從女拔萃退休的西門士夫人講過,我們香港學生在海外競爭時,總能夠表現傑出。這段古老的軼事再次印證了他們的話,也反映出聖公會學校以及香港其他學校優勝之處何在。我的文字最好結束在這一論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