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元朝皇帝的漢文化素養

從世祖忽必烈滅南宋（1279）到惠宗（順帝）妥懽帖睦爾北走應昌（1368），元朝一共經歷了11帝，89年。世祖於統一後在位15年，惠宗在位36年，已佔去整個元朝歷年的一半。剩下的諸位皇帝，在位或5、6年，或3、4年，或1、2年，最長也不過14年而已（成宗）。儘管從整個歷史的視角來看，元朝皇帝的素質不算下乘，但後人記得住的，大概只有世祖跟惠宗兩位。世祖駕崩至惠宗即位之間，走馬燈似的更換了9個皇帝。有學者究其原因，提出了三大問題：第一，元朝沒有制定出皇位繼承的法規，乃致諸王爭位，政局不穩；第二，元帝多嗜酒，以此戕生，享壽大率不過50歲；第三，漢化不力。有元一代，漢化是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僅就科舉來看，延祐二年（1315）復科距離宋亡36年，距離金亡更達81年。在這段日子裡，漢族知識分子完全沒有任何正常的晉身途徑。出路既無，想不讓關漢卿嘻笑怒罵、慷慨悲歌、「往煙花路上走」、當「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可乎？

總角之時，有次偶爾翻閱元朝皇帝畫像的圖片。除了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窩闊臺、世祖忽必烈外，其餘一概未曾見過。只覺得成宗之像渾樸而略帶英氣，武宗一臉顢頇之態，文宗深目高鼻，貌似回回。而仁宗則令人一驚：此帝雖身穿胡服，而容貌好不像中原儒生！稍後瀏覽歷史年代表，只見元代年號如中統、大德、至大、至順、至正等，多質樸少文；唯延祐之號，雍雅典重，似宋代所用者。對於元代中葉歷史略有了解之後，才知道延祐乃仁宗年號。元滅宋後，長期廢止科舉；仁宗即位後，場屋重開，史稱「延祐復科」。因此，仁宗貌類儒生，年號近宋，實非偶然。

元朝皇帝對漢文化抱持著怎樣的態度？其漢文化素養又如何？日本學者曾就此課題作過研究，可惜其文未見。但縱而觀之：

忽必烈改國號為元，始設年號，承金、宋之法統，善待趙孟頫、許衡等漢族士大夫，已可見其漢化之內容。世祖太子真金，「少從姚樞、竇默受《孝經》」，接受儒家教育，然其壽不永，未曾即位。真金之子鐵穆爾即後來的成宗，史稱其「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蓋受其父思想之影響。

成宗姪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早年從太常少卿李孟學習儒家典籍，其後遂有延祐復科之事。英宗碩德八剌乃仁宗之子，少習儒術，繼位後欲行漢法，導致以鐵木迭兒為首的部份蒙古貴族不滿，南坡之變，英宗遇弒。英宗堂叔也孫鐵木兒趁勢登基，是為泰定帝。泰定帝生長漠北，不諳漢族文化，加上事出倉卒，因此其即位詔書大概是直接將蒙古文翻譯成漢文，半文半白，不及由文臣潤色：

薛禪皇帝（忽必烈）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太子真金）長子、我仁慈甘麻剌爺爺根底，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個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都付來。（甘麻剌）依著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成宗）教我繼承位次，大斡耳朵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立了兩個哥哥曲律皇帝（武宗）、普顏篤皇帝（仁宗），侄碩德八剌皇帝（英宗）。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眾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升天了也麼道（駕崩），迤南諸王大臣、軍士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每，眾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裏合坐地的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晏駕其間（英宗死後），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裏即位提說上頭，從著眾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裏，大位次裏坐了也。交眾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

後世看來，堂堂詔書如此行文，不由令人有點哭笑不得之感。可是，泰定帝雖不染漢風，卻也當了五年的太平天子，還派人將《貞觀政要》、《資治通鑒》、《大學衍義》等典籍翻譯成蒙古文。

泰定去世後，其堂姪文宗圖帖睦爾即位。文宗樣貌似回回，但深受漢文化薰陶。現轉引相關資料如下：

在元代各個皇帝之中，文宗有著較深的文化修養，所以，在位期間比較注重文治。1329年二月，文宗設立了奎章閣學士院，秩正三品，專掌進講經史之書，考察歷代帝王之治。以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爾彌施、集賢大學士趙世延等人擔任奎章閣大學士。大學士之下設有侍書學士、承制學士、供奉學士、博士等官。這些職位大多由學問深、聲望高的朝官兼任。八月，在奎章閣學士院之下設藝文監，秩從三品，專門負責將儒家典籍譯成蒙古文字，以及校勘。當年還下令編纂《皇朝經世大典》，1331年五月修成，為元代一部重要的記述典章制度的巨著。文宗不僅自己聽學士們講解治國之道，而且下令所有勛貴大臣的子孫都要到奎章閣學習。1330年下令中書省、御史台、集賢院、奎章閣的官員共同主持對國子監學生的考試，合格者按考試成績分等授官，不合格的留校讀書，不得授予官職。文宗還沿用前朝褒揚聖賢的辦法，加封孔子之父齊國公叔梁紇為啟聖王，母魯國大夫人顏氏為啟聖王夫人，孔子之妻丌官氏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後來，又封孟子為鄒國亞聖公，程顥為豫國公，程頤為洛國公，並對顏回、曾參、子思等人也加封了相應某國聖公稱號。

此外，文宗喜愛詩文，在藩王之時，已見其概。《宋元詩會》云：「上神智天畀，怡情詞翰，雅喜登臨。居金陵潛邸時，常屏從官，獨造鍾山冶亭，吟賞竟日。」文宗現存詩作僅有兩首，但頗能反映其特色。元末葉子奇《草木子》收錄元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偶吟〉七律一首，其詩云：

穿了氁衫便著鞭。
一鉤殘月柳梢邊。
二三點露滴如雨、
六七個星猶在天。
犬吠竹籬人過語、
雞鳴茅店客驚眠。
須臾捧出扶桑日、
七十二峰都在前。

據《元史》記載，泰定帝崩後，權臣燕帖木爾遣人往江南迎接文宗即位。此詩正作於前往大都的途中。全詩明白曉暢，讀之如歷其境。故有學者論此作「寂靜中不乏朝氣，和婉中不乏威嚴，太平天子的氣象儼然」；「詩歌最後兩句，不愧天子手筆，頗有威加海內萬方賓服的氣派，語氣不同凡響」。此外，詩中第二、三聯，論者以為對仗工整，意境清新，實際上更運用了奪胎換骨之法。五代盧延讓〈松寺〉詩：「兩三條電欲為雨，七八個星猶在天。」楊徽之〈漢陽晚泊〉：「犬吠竹籬沽酒客。」晚唐溫庭筠〈商山早行〉：「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由此不僅可知文宗化用前賢作品而無跡，更見得他對晚唐五代詩頗有偏愛。文宗另一首傳世之作名為〈題九華〉。其詩曰：

昔年曾見九華圖。
為問江南有也無。
今日五溪橋上望、
畫師猶自久功夫。

該詩同樣平白如話，似乎無甚韻味，其實不著痕跡地讚頌了九華山之美。當年僅僅看到九華山的圖畫，便為其所吸引，驚詫江南竟有如此令人神往的美景。但今天真正來到九華山下，卻發現當年的畫師畫得實在不夠好。這種烘雲托月之法，不由令人想到荷馬史詩《伊里亞特》中的一幕：當海倫出現在希臘聯軍面前時，史詩並未正面寫她如何美貌，只是記述希臘統帥的讚嘆道：「為了這樣的美女，即使再多打十年仗也甘願！」

文宗說「畫師猶自久功夫」，並非一時興起之語，他本人即精於書畫。《元史》記載，文宗的書法受趙孟頫影響宗而晉人，「落筆過人，得唐太宗晉祠碑風，遂益超旨」。他曾命近臣房大年畫《京都萬歲山圖》，房大年以為自己火候未到而請辭。文宗於是索紙運筆，先作一稿，「大年驚服，謂格法周匝停勻，雖積學專工，莫能及也」。文宗的書畫作品在今日極為罕見，2005年大陸的某拍賣會上，有文宗《相馬圖》一幅，據說是從一位日本收藏家處徵集所得，這大概是其作品之僅存者。

至於末代皇帝、文宗之姪惠宗妥懽貼睦爾，幼年因受皇位爭奪之累，先後被貶居高麗和廣西，受漢文化薰陶更深。尤其在廣西靜江，惠宗寓居大園寺中，拜秋江長老為師，讀《論語》、《孝經》，並每日寫字兩張。即位後，惠宗頗喜蒐集碑帖，時有御書賜與臣下，並要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學虞世南字。此外，惠宗好為詩，《草木子》記載：

上有佳句云：「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天下誦之。

此聯雖為殘句，承平雍熙的氣象，隱然可見。元末明初名僧釋宗泐有〈送徐伯廉歸南陵〉詩云：「把酒城南道，離懷去住同。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山雨添秋色，溪雲渡晚風。倚樓相憶處，明月各西東。」其頷聯當即化用惠宗成句。

《元史》記載，惠宗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大臣巎巎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巎巎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人君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惠宗後期步徽宗後塵，怠於政事，荒於遊宴，以致朝政敗壞，民變蜂起。至正28年(1368) 閏7月23日，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將徐達分水陸兩路向大都進攻，元軍潰逃。28日，惠宗攜三宮后妃、皇太子、皇太妃北奔上都，屯兵積糧，意欲捲土重來。朱元璋遣使遺書，曉以利害。惠宗遂作〈答明主〉詩曰：

金陵使者渡江來。
漠漠風煙一道開。
王氣有時還自息、
皇恩何處不周回。
信知海內歸明主、
亦喜江南有俊才。
歸去誠心煩為說、
春風先到鳳凰臺。

全詩語調不卑不亢，承認元祚已盡，又自詡皇恩周回。但將「明主」對「俊才」，對朱元璋未嘗沒有些違心的恭維，婉轉表達了禪讓之意。兩年後。惠宗在沙拉木倫河畔的應昌府去世。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繼位於哈拉和林，是為昭宗，年號宣光，史稱北元。野史收錄昭宗為太子時所作〈新月詩〉云：

昨夜嚴陵失釣鉤。
何人移上碧雲頭。
雖然未得團圓相、
也有清光照九州。

此詩可謂一語成讖。失去了中原的北元政權彷如缺月一般，縱有清光，終非完璧。昭宗在位8年去世，其子脫古思帖木兒繼位，年號天元。1388年，十萬明軍在合勒卡河和克魯倫河之間、貝加爾湖南岸大敗脫古思帖木兒的軍隊，殘元諸王、平章以下官員三千多人及軍士七萬余人被俘，脫古思帖木兒被部將縊殺。其後又經歷了恩克卓里克圖、額勒伯克、坤帖木兒三代。1402年，鬼力赤弒坤帖木兒而自立為汗，去「元」的國號，改稱韃靼，北元滅亡。

元代的興亡，與漢文化的消長為終始。成吉思汗雖然只識彎弓射大鵰，卻也曾指著耶律楚材對窩闊臺說：「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蒙古滅金後，漢文化不絕如縷，耶律楚材居功甚偉。忽必烈統一天下後，元朝皇帝日益漢化，遂有仁宗復科舉、英宗行漢法，其後更出現了文宗、惠宗這樣的右文之主。北元時代，元帝雖仍以反攻為念，但漢文化影響已日趨淡薄。昭宗有國號、有年號、有廟號，天元帝已無廟號，天元以後年號亦無，最後一血統不明的鬼力赤篡位後，更連國號也一併廢去，至於反攻問題，也就不了了之了。可見，蒙、漢傳統一直處於此消彼長的形勢。但話說回來，文宗、惠宗的詩作，雖然不敢說第一流，但與今日一些附庸風雅的權貴作品相比，依然頗具專業性。五四以來，提倡我手寫我口，以致今天稍微會謅一二合乎平仄的句子，都令人刮目相看。不過在某些達官貴人的眼中，也許泰定帝那俗白的即位詔書，比文言文更值得推崇。